钱学森曾经说过：“我认为，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三个东西，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

当初刚知道钱学森研究特异功能，而且有一本《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时，真是惊讶之极，后来又知道他和国防科工委主任张震寰少将，一起推动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气功热，更觉得这里面有着深厚的“各种”背景。

国家对特异功能研究的重视

据说1985年成立的负责协调管理特异功能研究的“三人小组”，其三位成员分别是当时的国防科工委政委、安全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后来又加入国家科委副主任、体委主任、卫生部部长、公安部“某人”、财政部副部长等，直接领导“钱学森亲自推荐的专家组”。（见孙颖通《1979-1994年中国“伪科学事件”与科普政策的互动影响——以人体特异功能事件为例》一文，载《中国医学气功学会2007年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6月）可见国家对特异功能研究的重视，其政治领导力方面比神盾局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前段时间在网上读了“X博士”的《钱学森、特异功能和黑魔法》一文，八卦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慰藉，但是知道的越多，引发的疑问也越多。

于是这两天特地翻了一遍敬仰已久的《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又扫了近百篇论文，读透了无数关键词，终于扒出一捏捏东西，整理出来与同好分享一下。

不过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虽然一代有一代之神秘主义，但却是有继承和发扬的：气功源自丹道，特异功能研究以气功特异现象为突破点，人体科学就是研究特异功能的。

人体科学的渊源：丹道→气功→特异功能→人体科学

钱学森曾经说过：“我认为，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三个东西，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147页，钱学森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下同）人体科学理论上来讲比特异功能的内涵应该要大，但实际上人体科学最关键、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特异功能，之所以取个人体科学的名字，无非是避“伪科学”之嫌而已。

钱学森对此直言不讳，他说：“什么叫搞人体科学的？搞人体科学的是搞人体特异功能的。因为这个特异功能，人家反对的很多，有的人要打棍子扣帽子，所以我就把它换了一个词，不叫特异功能，叫人体科学，委婉一点。”（《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93页）

所以探讨钱学森的人体科学研究，自然而然要去追寻钱学森与气功、丹道之间的渊源。

第一个问题，钱学森练不练气功？

解决了这个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深挖钱老的八卦经历和奇幻交游。

答案是钱学森自19岁起就坚持每天练气功，直至晚年不辍。而他坚信气功的原因，缘自其19岁时的一场伤寒病，是靠气功根治的：

1930年夏，钱学森刚在上海交大念完一年级，暑假回杭探亲，……突然身体不适，腹泻、头痛、高烧，父母急请厉绥之等人诊治，断定患了伤寒。……在中医的努力医治下，勉强得以康复。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读书时患了伤寒，请一位中医看，命是保住了，但却留下病根，那位中医无法去根，就介绍我去找铁路上的一个气功师调理，结果除了病根。练气功在屋里可以进行，很适合我，所以在美国时也没有中断。”钱学森对中医和气功有兴趣，最初就始于这场伤寒病。据说他一直到晚年每日都坚持练气功。（厉声教《听父辈谈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逸事》一文，载《钟山风雨》2013年第三期。）

所以钱老终身练习气功当无疑问，但是奇怪的是很少有传记、资料提到钱学森个人练气功的经历，《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也绝口不提自己的练功体会。

那么钱学森终身练习气功，有没有练出特异功能呢？很可惜，答案是没有。这是钱老自己说的，他说：“像我，没有特异功能。”（《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210页）所以钱老和神盾局局长的区别之一在于，他本身的战斗力等于普通人。而且他虽然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练气功，但很可能只是作为养生的体操，根据钱学森给王永怀的信（详后），他直到80年代初，才首次接触到了“气功功能态”现象，即练气功带来的特异现象。

第二个问题，钱学森练的是什么气功？

答案是应该练过不止一种气功。

前面提到的那个“铁路上的气功师”，“调理”好了钱学森的病根，按照正常的逻辑，为了长远考虑，钱学森应该是马上拜师学艺了（患重病被治愈后学功、传功，似乎已经是一种“大气功师出山”的模式了），可惜尚未发现文献能够直接指出这个气功师是谁。

按理来说，钱氏家道富裕，以钱均夫、厉绥之的条件，是不太可能请无名之辈的，但诸如蒋维乔、王芗斋、吴鉴泉等当时在上海的鼎鼎大名的气功师、内家拳宗师，都有一些证据可以排除。所以这个影响了钱学森一辈子的气功师到底是谁，是否无考，只能寄希望于读者诸君有以教我了。话说回来，钱老希望建立大一统的“唯象气功”，因此即使有偏爱，为了气功大业估计也不方便透露吧。

不过关于钱学森练过什么气功，并非毫无线索。

1989年4月24日，钱学森给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永怀写了一封信：

此信提到的杨梅君，以及王永怀等“四位”，可以用钱学森1980年8月3日致吕炳奎的信作注解：

我认为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统一，对宣传以上（笔者按：中医现代化）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希望卫生部大力支持气功研究，像抢救中医事业那样抢救沦于消亡的高级气功。不知道您认得不认在北京的高级气功师杨梅君？她（约八十岁）有四位科学技术人员（即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的曹建同志，力学所的郝敬尧同志，声学所的李颖伯同志和自动化所的王永怀同志）做学生。他们学得很好，但急需领导支持。您知道他们吗？（见《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从医六十年文集》第269页，吕炳奎著，华夏出版社，1993年11月。）

吕炳奎是“中医泰斗”，卫生部原党组成员、中医局局长，钱学森“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三者是联在一起的”这个观点，就是来自于吕炳奎。（《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95页）

钱学森对杨梅君尊称“气功大师”、“高级气功”，向卫生部领导推荐，这是比较罕见的，不由得令人猜测钱老与杨梅君、王永怀等关系匪浅，或者说，杨梅君的功法确有特异之处，钱老非常看重。

杨梅君的功法叫“大雁气功”，据说是“道家昆仑派长期秘传的一套高级动功”（《中国医用气功学》，高鹤亭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年10月）。1981年，由钱学森创议，张文杰、王永怀等参与，对杨梅君等六名气功师进行了“脑波研究”：

对具有气功功能的6名被试者（1、2、3、4、5、6号）进行了脑波记录。……对6名具有气功功能的被试者进行了脑波功率谱分析，……本工作在钱学森教授的创议下进行，由鲍显文、张文杰、郝金尧、曹健、王永怀、李颖伯参加试验工作，……（梅磊、周传岱、薛新民《气功功能态脑波研究》一文，载《自然杂志》1981年第9期。）

杨梅君对这次试验也作过回忆，印证了钱学森通过大雁功了解到“气功功能态”的经过：

今天，应邀在贵刊谈谈大雁气功的理论。实际上本功理与法是合一的，我记得还在出山伊始，八十年代初左右，钱学森、冯理达这些著名学者，用科学仪器对我的功能测试，当时还有我的外国朋友马海德专家等参与。钱老曾告诉我，说我的脑电波超过宇航员6倍，脑功能特别强。不久后，钱老提出了“人体功能态”的理论，证明人体有多种功能态，气功功能态是其中之一，而且居于重要地位。冯理达教授也提出气功属于“人体的物理疗法”。这就给气功作了科学上的肯定。但是科学上完全认识气功还得有个过程，于是钱老又提出先搞清气功的唯象理论，即“只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杨梅君《大雁气功的法与理》一文，载《气功与体育》1999年第5期。）

（来源：张文杰博客，照片原注：“张文杰老师于1980年被钱学森教授任命为大雁气功功法继承人；曹建等4位被誉为“中科院四大科学家气功师”）。

试问，一个对气功深信不疑、终身练习气功的人，当他遇到千真万确的“气功大师”，见到了一辈子都没见过的特异现象的时候，他会不会对气功大师的功法感兴趣？会不会想练练看？而以钱学森的身份地位，恐怕任何气功大师都是不会拒绝他的。所以钱学森练过大雁功的可能性不仅有，而且非常高。

张文杰博客说钱学森“任命”其为“大雁功功法继承人”，暗示了钱学森与大雁功非同一般的关系，似乎钱老在大雁功来说，是宗师一级的人物？虽然钱学森本身在“气功界”基本上是“武林盟主”的地位，几乎所有气功研究者，都会引用钱老的论断，作为自己气功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正当性依据，但是钱老为某种功法任命继承人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不过张文杰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合情理，那就是：大雁功“宗师”杨梅君直到2002年才去世，1980年时似乎还不需要什么“继承人”，即使有必要“任命”，似乎也应该由杨梅君亲自“任命”才比较妥当。

第三个问题，钱学森研究丹道吗？

丹道是气功的重要渊源之一，留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丹道及其衍生而来的修真、修仙等等诸如此类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未绝迹。

如前所述，钱学森非常重视中医，而他对与中医、气功有深厚渊源的丹道，也是有所涉及的，只是因为丹道对钱学森来说太深奥了，所以他委托了专人研究。

当代著名丹道专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教授胡孚琛，就多次在其著作中记载了钱学森委托他研究丹道和密宗、为人体科学做贡献的经历，显而易见，这既是他的学术渊源，也是他引以为傲的往事。

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期间结识内丹学家无忧子师，得南宗同类阴阳丹道法诀之传。其中有龙虎丹法修持法诀，对男子性保健有关者记忆深刻。然此道耗资巨大，条件难备，有如庄子所云“屠龙术”，虽学得妙术，龙却难寻，实无所施其技矣。

直到1982年，我关于内丹学的研究得到钱学森院士的关注，他建议我展开对丹道法诀和佛教密宗的调研，为他倡导的人体科学作出贡献。我为调研丹道法诀和密宗承传，亲赴康藏，出入禅密、行走江湖、跋涉山林，历时30年，耗资13万元，于2009年9月将调研的最终成果《丹道法诀十二讲》交到钱学森院士手上。

但是，人体科学研究所遭遇的长达30多年的政治游戏是发人深省的。使人稍感庆幸的是，我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劳动完成了钱学森老师交代的人体科学调研任务，也为中华民族保存下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调研活动因老丹师的去世别人无法重复了。（胡孚琛《<禅密薪传>后序》一文，见《禅密薪传》，张义尚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1月。）

胡孚琛于2009年将“最终研究成果”交给钱学森，可惜钱老当年就去逝了，所以对于丹道、密宗，钱学森恐怕是终生没有深入研究的，如前所述，他只是在研究人体科学的过程中，对丹道偶有涉及而已。

例如《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103页，钱学森提到了性命双修：

“二十六、从性命双修到第四医学……我以前也常常见到人们夸一位气功师的功德，说‘性命双修’,但我对‘性命双修’的涵义并不清楚；就是有时翻看一些气功书箱，也因文字深奥，看不透其中真意。”

性命双修自然是丹道的术语，指的是身、心两方面的全面修炼。钱学森描述这个词语是用来“夸气功师功德”的，则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涵义并不清楚”，显然，他并没有研究过丹道。

又如胡孚琛《丹道辟谷与胎息功漫谈》一文（载《宗教学研究》2010年增刊）说：“钱学森老师晚年对此‘钻杳冥’之法, 靠自悟心领神会, 他称之为‘土法气功’，乃于似睡非睡之时，恍恍惚惚, 杳杳冥冥, 独得定静之乐。”这是丹道专家对钱学森练习“钻杳冥”功夫的评价，强调了“靠自悟心领神会”，既体现了钱老的悟性，也将钱老所练的气功与丹道区分了开来。最重要的是，胡认为钱练的是“钻杳冥之法”。可见钱学森虽然不懂丹道，但是因为丹道与气功有着深厚的渊源，所以他在不知不觉中实践了一些丹道的修炼方法。而所谓“钻杳冥”，就是一种丹道修炼的方法：

明清时代丹书所谓“开关展窍”，指的就是筑基之前一段功夫，李西月称之为“钻杳冥”，“杳冥” 一词出《老子》第二十一章：“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丹家将玄关一窍打开时就有此种景象，故开关展窍功夫谓之“钻杳冥”。（《中国道教思想史》第4卷第351页，卿希泰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

结语，钱学森的人体科学算不算神秘主义？

笔者的观点是：算。证据是他提出要建立所谓的“唯象气功学”理论（《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153页），“唯象”，就是“只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同书第154页）。钱学森作为“战略科学家”，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提出这个设想的，恐怕也是迫于研究现状，不得已才提出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前科学的性质”（同书第154页）。

气、穴位、经络等等概念应该是来自古人的观察和朴素经验，就像他们无法区分天文现象和大气现象一样，古人也无法区分气管、血管、神经、肌肉等等人体器官不同性质的各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气功本身就是“唯象”的。气功要跳出传统的窠臼，成为“科学”的气功，“唯象气功学”只会成为拦路虎。所以说，钱学森还是陷在神秘主义之中无法自拔。

不过，正如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科学由神话、巫术、炼金术演变而来。它们并非真与假的截然对立，而是像色彩一样只有程度的差别。”给一个人贴上神秘主义的标签是很难的，而且有意思的是，钱学森本身其实是反对神秘主义的，他委婉地批评严新宣传“大兴安岭的火也是他灭的”，是搞“神秘主义”，“就跑远了”，是不“科学”的，强调“气功师、特异功能人，他们都是人，不是神”（《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 第247、251页），由此看来，钱学森在人体科学的研究上，还是非常理智的。

所以，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现象，气功的未来还没有到来。会不会来？我们只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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