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内丹术的起源和发展

 

一、内丹术缘起

 

现存文献中记载内丹功法的，以东周安王时期的《行气玉佩铭》为最早（公元前380年制戍，距今已二千三百多年）。在这个文物上，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的行气方法——即最初的内丹功法。此物现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其内丹功法，似为近代的小周天丹功，包括行气、炼、化的过程，这说明我国战因初期丹功已成系统。《四库提要》说：“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原其本始，则始于清静自持。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而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蘸章咒人之，大抵多附会之文，非其本旨。”盖内丹开始只称为内炼或行气，无“丹”的名称。当时晋楚地区，很加重视，称为赤松、王乔所传。王乔为东周灵王太子（公元前571—543年），与老子、孔子同时，他与赤松子均为行气派功法的祖师。

《楚辞，远游》篇具载屈原向王乔请教功法的问答之辞，并指点出行气的奥秘。文中”入见王子而宿之兮，审一气之和德”。原注“宿与肃通，敬问也。”一气，即行气之意，故曰“一气孔神兮，于中夜存”。屈原生于纪元前340年，自沉于纪元前278年，《楚辞，远游》约作于纪元前310年前后，距《行气玉佩铭》近七、八十年，此时王乔之术在社会上更受尊重。屈子秉王乔之教，希望养生健体，以待复用，后终因睹家国沦亡，未忍出世，怀国伤时，以至自沉。他所承王乔养生遗教，则写入《楚辞，远游》篇中，以示后人。从内丹渊源来说，斯篇实揭示了古代丹法的奥秘，并非仅为叙怀而作。

清王船山在《楚辞通释》中说：“王乔，或曰周灵王太子，末详是否，要古之学仙者也。仙术不一，其最成理者为内炼保命。此篇之旨，融会玄宗，魏伯阳以下诸人之说，皆本于此，迹其所由来，盖王乔之遗教乎？”魏伯阳为《周易参同契》作者，内炼之法属于吴越系统。而后《悟真篇》的著者天台张伯端，以至南宗之白玉瞻（葛长庚），均属此系统。因此王船山在《楚辞通释》中说：“所述游仙之说，已尽学者之奥。后世魏伯阳、张平叔（伯端）所隐秘密传，以诧妙解者，皆已宣泄无余。要在求神意精气之微，而非服食、烧炼、祷祀及素女之邪说可比。

故以魏张之说释之，无不吻合。”此论极有创见。盖《周易参同契》的作者魏伯阳与道教创始人张陵先后同时（张陵生于纪元34年，魏伯阳生于纪元107年）。张陵属于黄老道徒，后到四川创教；魏伯阳则为方士，属吴越方土系统，以《易经》解释功法。而后继承此功法作《悟真篇》的张伯瑞，亦非职业道士。从思想体系来讲，《易经》自孔子加《系辞》之后，被列入儒家五经之内，汉初易学各家，皆有对《易》的不同理解，但以易理解释道教丹法的，实自魏伯阳始。魏伯阳本系儒生，在丹功中融入儒家典籍，乃必然之事。

实际上自《参同契》而后，已开三教合一之端。魏伯阳用易象论丹法，乃是适应了当时学术的时代风潮。差汉末文网严密，党錮之狱屡兴，著作书籍，易遭祸患，加之西汉以来《周易》已被社会重视，阴阳五行学说更为盛行，所以魏伯阳采用了易卦的外形，运用汉初田何系统京氏易的纳甲方法，把八卦和五行相融合，结合天人合一思想，作为自己丹功理论的依据。他在《参同契》中说：“若夫至圣，不过伏羲，始画八封，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循而演爻辞；夫子庶圣雄，十翼以辅之，三君天所挺，迭兴更御时。”于是魏伯阳套用了易理的框架，加以改造，以阐述自己养生仙术的内容。他在《参同契·三相类》篇中说：“大易性情，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为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惧出径路。”这样以易理论玄理，以黄老思想讲性功，以炉火药物名称代命功，开创了以丹鼎派炉火名词隐喻丹法的先例。后世内丹功法的名词用语，多是由《参同契》中沿袭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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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南北朗时代内丹的发展

 

魏晋以来道教教团在社会上广为流布，道土融汇各家养生术作为道教修持方术，古来流传的内丹行气之术亦被道教吸收进来。此外，民间各种养生延年术，中医医理和方技，佛教修养理论，皆被吸收。此时内丹功法虽未成熟，且当时一般也不称为内丹，但其功法中却注入了新的血液，较重视内炼养生。而后，上清派整理群经，又将功法推进一步，如魏华存《黄庭经》及陶弘景的《服气导引法》均屈此例。要之，此时内丹功法为道教养生学的一部分，

 

三、唐代的内丹

 

唐帝尊老子为祖，因而推重道教，道教修炼方术亦盛极一时。然而当时在道教方术中最为兴盛的，是外丹黄白术。内炼之术虽亦受重视，但远不如外丹服食之术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而后，唐代皇带多服金丹而死，朝廷重臣及土大夫亦屡有服食外丹毙命者。《白居易集》中有炼药无成感赋诗云：“百法空王学术得，姹女丹砂烧即飞。事事无成今老也，醉乡不去欲问归？”这反映了唐代养生术的时尚。然而《参同契》的内丹功法，亦在此时受到重视。如明皇朝绵州昌明今刘知古以神仙大药，无过《参同契》，乃著《日月玄枢篇》上于朝，即可说明《参同契》的研究也提到日程上来。茅山上清派道士司马承祯，为陶弘景第四代弟子，著《坐忘论》、《天隐子》，以黄老思想为主体，融汇佛教止观禅定学说，阐发了内丹静坐的理论，接近了内丹功法。他又著《服气精义论》（自号天台白云子），发挥了服气奥理。民间功法，亦尚静坐，在巴黎所藏敦煌遗书中编号P3810有《呼吸静功抄诀》，亦属唐末流传。由此看来唐代已有融会楚越内丹功法的趋势。

 

四、内丹功法在宋代之兴起

 

唐代虽奉道教为国教，但内丹功法流传末广，从《云笈七签》中的资料看，其中历列“谙家气法”及“内丹诀法”，多用唐代作品，大都是些养生杂法，和内丹功法尚有别。其第70卷《内丹诀法》虽全文录彭晓《还丹内象金钥匙》及陶植《还金术》三篇，包括第73卷的《古龙虎歌》，略述对《参同契》之理解，但文字简古，语焉不详，这类作品且较少。至唐末五代，外丹术败落下去，内丹术遂代之而兴。彭晓于此时著《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阐述内丹之奥旨，《参同契》的内丹功法始因之大彰。化学史界有认定彭院之《参同契》注本为外丹铅汞说注本者，乃是观点不同。彭晓为五代后蜀人，其对内丹功法之推广起了重要作用。钟离权传为唐代人，为吕洞宾之师，自称天下都散汉，因此后人将汉字下移，传为八仙中的汉钟离，著有《灵宝毕法》。钟与吕洞宾的关系及其丹法，施肩吾《钟吕传道集》有记。吕洞宾为出西永乐人，在宋史《陈抟传》中有记载，年64岁游终南山，遇钟离权，授以丹道，后来被蓉为道教内丹祖师。

五代至宋朝内丹功法盛极一时，成为道教炼养术的核心。张紫阳著《悟真篇》继《参同契》之学，尚未直接称引吕祖，然而后吕祖丹法，却由微而著，成为南北两宗内丹功法的核心。其内丹学讲天人关系，讲坎离配合，讲五行变化，不离《参同契》的玄理。宋初高象先《金丹歌》赞美《参同契》云：“准连山作《参同契》，留为万古丹中王。”《悟真篇》云：“草木金石皆滓质，云霞日月属朦胧”，认定《参同契》为内丹书。盖吕祖金丹宗《参同契》，其丹法与天地造化同途。自宋以后，钟吕金丹派遂成为道教炼养术的主流。北宗创立者王重阳，生当河北沦为金地、道教日衰之时，乃援儒入道，以养心为主。这是因为时势所迫，必须忍辱负重，始能创立新教，故以炼心为主要方法。

王重阳著有《立教十五论》，其第七论打坐，第八论降心，第九为炼性，第十为正配五气（五行之气），第十一为混性命（由性至命即由炼心而得术），都把炼心放首位。这种丹法，也包括行气在内，而以静功为主。从根本上说，张伯端之南宗丹功为中国仙学的直系，为古代楚越功法系统，而北派静功实为《参同契》之支流。后来两宗合并，独尊“龙门”，则为合并后功法发展的结果。张伯端本无意创教，只论丹功。然而钟吕内丹派兴起之后，丹派与教派相混，功法成为核心，北方有全真派的北宗丹派，南方道徒为区别师传，遂有南宗之称。两派区别，北宗主张先性后命，南宗主张先命后性，其实性命双修，功法日趋统一。元代末期，两宗合并，均以东华帝君为道祖。北五祖为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南五祖为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泥丸、白玉蟾，而张伯端之师为刘海蟾。这样，两派在丹法渊源上统一起来。

 

五、《参同契》和《悟真篇》的内丹系统

 

道统与丹统，实际上并非一事。清王船山先生《楚辞通释》认为内炼功法系周代赤松、王乔所传，至魏伯阳集其大成，至张伯端、葛长庚加以发扬光大。这个丹统可从其授受渊源中看出。陈抟为五代宋初人，以《无极图》讲内丹功法，其图自下而上，初一曰玄牝之门；次二曰炼精化炁，炼炁化神；次三曰五行定位，曰五气朝元；次四日阴阳配合，取坎填离；次五曰炼神还虚，复归无极。这个图形实寓内丹功法步骤，其初一示内炼窍位；初二、初三、初四示内炼进程；最上示炼丹成就。

清朱彝尊《太极图摄受考》说：“相传抟受之吕岩，岩受之钟离权，权得其说于伯阳”（清李榕《华岳志》卷四）。据此，则钟吕金丹派实为《参同契》丹功的延续，而张伯端之师刘海蟾为钟离权弟子，一脉相传，确为嫡系。宋元以来，从宗教系统来说，以全真教声望最隆，从内丹功法来说，则钟吕内丹派实为主流。有人认为，道教在教理教义上系显宗，在内丹功法上为密宗，因其丹统系单独授受，口口相传，不立文字，且非每一道徒均得丹法。明代有丹功著述者，如陈眉公、王文禄、周履靖等，却皆为儒生。南宋朱熹为理学大儒，却著有《周易参同契考异》，对《参同契》的流传颇有功绩。由此看来，内丹功法虽为道教的核心，实际上却独成系统，为儒道两家所重视，非只道教的不传之秘。因之，近代道教学者陈撄宁定内丹学为“仙学”，超乎两教之上，实系研究有得之言。《参同契》虽用易理，实非论易，而是用易理讲内丹功法。

所以朱熹说：“《参同契》本不为明易，姑借此纳甲之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候。异时每欲学之，而不得其传，无下手处，不敢轻议。然其所言纳甲之法，则今所传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法。所言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虽非为明易而设，然易中无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则亦无害于易”。又曰：“伯阳《参同契》，恐希夷之学有些是其源流”。

张伯端《悟真篇》内容虽自称祖述《阴符经》、《道德经》，实际上功法亦本《参同契》。他有《读周易参同契》一文，写自己读书心得，说明设象忘言之旨。俞琰解《参同契》之“参”字为“三”，即“三相类”篇，一为大易性情，二为黄老之术，三为炉火之事。实际上后汉以来，讲五行，祟谶纬，认八卦，为一时风尚。魏伯阳将三者混合，借易纬之学、黄老之辞以加强自己著作的神秘性，此后内丹学家沿袭了《参同契》的理论形式和名词术语，成为后世丹经的风格。张伯端距魏伯阳时已九百多年，内丹功法有了很大发展，他的《悟真篇》加深了对《参同契》的理解：

 

1．指明了《参同契》是专讲内丹的著作由于《参同契》用语抽象，注解者有内丹、外丹、房中、诸家之说。《悟真篇》力主内丹说，认为其他各家皆是曲解。张伯端在律诗第八中说：“休炼三黄及四神，若寻众草更非真。”“世人要认真铅汞，不是凡砂及水银。”《参同契》以“金”喻元精，易生曲解，《悟真篇》则改为“铅”，其绝句六说：“调合铅汞要成丹，大小无伤两国全。若问真铅何物是，蟾光终日照西川。”蟾光代表元精，西川是丹田的位置，指明了内炼的物质基础。

 

2．明确了《参同契》并非讲男女双修《悟真篇》绝句第五十云：“不识阳精及主宾，知他那个是疏亲。房中空闭尾闾穴，误杀阎浮多少人？”又律诗十四曰：“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稀。东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自居生数五，三家相见结婴儿。婴儿是一含真气，十月胎圆入圣基。”这都阐明清修派的真义，说明房中派的主张是附会之说。

 

六、钟吕内丹派的发展及其影响

 

内丹承传系统和道教的宗教系统并非一脉，楚越古代功法实为其发源之地。道教成立后吸收各家养生术，融汇为宗教炼养术的核心，以致现在许多气功家也依附于道教，标榜自己的功法是道教所传。实际上，内丹的功法在周代已有承传系统，是一种独立的养生方法。内丹功法和道教系统并不一致，也不是宗教集团所创立的。内丹学并不必然具有宗教的性质。然而宋代以来，内丹家均以钟、吕为祖。北宗创始人王重阳甘河遇仙，《金莲正宗仙源像传》有详细描述，后人多以为王重阳所遇为钟离权、吕洞宾二人，从而确认王重阳为吕洞宾弟子。此后，南北二宗皆归入钟吕丹功系统。

明代嘉靖年间，扬州人陆西星自称吕洞宾降于其草堂，住二十余日，亲授丹诀，命其创立东派。西派创始人为李涵虚，自称于峨嵋山遇吕洞宾，授以大道，于咸丰六年成道，其创教与陆潜虚同，亦开西派丹功。东西派创始人和王重阳、张伯端既同列为钟吕弟子，以示地位平等，目的是为抬高自己内丹功法的社会地位。宋元以来自称山人而学丹功者，多为方士一流人物。如陆西星虽自称道土，但未拜师住庙，乃因屡试不中，愤而改为道装。李涵虚亦自称山人，自称得吕祖亲传，又服膺张三丰丹功，编《三丰全集》，著《道窍谈》，其渊源实属《参同契》一派。

以上金丹之北派、南派、东派、西派虽皆以道教为宗教形式，实际上却秉承王乔、彭祖之遗法，为楚越文化的发展而已。内丹功法尚有中派，此派乃将在丹功上提倡中黄真透法的炼师列为一个系统，推元代道士李道纯为代表人物。李道纯功法融汇懦、释、道三教之理，主张中和，暗示一阳未发而内炼，阳气初动而中节，故将其所著《中和集》之中和，象征作玄关一窍。这种丹法对内丹作了革新和发展，其术更接近楚越古法。中派还有一个浙江金盖山的闵小良，道名一得，北宗龙门派第十一代道士，其功法主张中黄直透，非北派亦非南派功法。这种功法在炼精化炁阶段不用周天方法，只目照阴跷，随息起伏，升从脊前夹缝中，直达泥丸，听下华池，由重楼下降丹田，又至阴跷。

因其由泥丸上下，故亦归入中派。以上五派，虽不足以囊括内丹功法的全部，然自《参同契》而后，丹功流派均受其影响。丹经本身艰涩难解，其隐语借喻，均是烟幕，实则口传心受，另有捷径，一得真诀，即豁然洞晓，因而吕祖曰：“行者妙，说者丑，惹得旁人笑破口”，即因此也。现在气功界百花齐放，各种功法均被发掘出来，而内丹功法，也应洗去其宗教色彩，还其传统文化的本来面目。楚越文化是内丹功法的源头，近年湖南马王堆出土之养生方法，敦煌所存之古代丹功，《道藏》中搜集的内炼密传，均已广泛印行，公开于世。我们要溯本追源，弄清内丹功法与各类气功养生术的联系，并推陈出新，开辟内炼功法新的路径。现仅略陈梗概，以作近年来炼功之一得而已。